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方面一直比较谨慎，这是因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是理顺货币的三个价格的形成机制——物价、利率和汇率。
当房地产成为一种普遍的抵押品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金融属性反而成为第一属性。人们只谈财富效应，却忽略了“房奴效应”。
如何在企业层面构建激励相容的约束，区块链技术将大有作为。作为基于共识算法和构建主观事实的账本，区块链或将重塑企业合作的模式，显著提升中观层面协同的效率。
如果区块链是第六轮康波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掌握区块链核心技术就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微软和Google。
1971年到1990年，是日本被卷入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资产泡沫化的20年，其后便是“失去的20年”，这期间发生了3个关键事件。
如果再来一场危机，决策者未必能再用一轮宽松政策摆脱经济于衰退之中。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相互冲突的角度来看，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才是治标治本的药方。
数字货币必将成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产生的新经济和新（数据）资产的价值量度、支付手段、财富储备和世界货币。
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时期，需要构建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相匹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再到私募股权投资，以及IPO股权融资、增发和并购重组等。
基于纳税能力原则，过去10多年间，国内公共财政领域对适宜的房地产税税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居民纳税能力可以分别从可支配收入、财富水平、消费支出等角度考量，不同视角的税率内涵和水平有较大差异。
相对于比特币等绝对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来说，一种新的基于区块链技术、以主权货币或债券作为抵押的数字货币将要出台，不过，必须融入现有监管体系才能成功。
Libra这类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性比较差，它希望通过挂钩一篮子货币，进而跟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情况关联在一起。
国家货币在于供给，国际货币在于需求。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重要的不是其做对了什么，而是别人做错了什么。
人民币汇率70年，由发散到收敛，由人为设定的政策目标转变为市场决定的价格指标，既在市场中被决定，也起到调节市场供求的关系，发挥着价格应有的功能。
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之前，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由弱转强，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
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同时，还是生产者，有些是企业家，有些是劳动者，不同的身份，所处的行业不同，企业进出口依赖度不同，对汇率的态度也不一样。
一个国家能否选择汇率低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一直以来，央行都是汇率低估的坚定反对者，也是提倡汇率制度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大国开放经济体对浮动汇率制的追求无关乎自由主义的信仰，而是背后切实存在的固定汇率制的痛点、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和全球失衡的调整。
传统的造新城的模式实际上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它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讲，示范区需要做基础设施的投资，现在在上海、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没办法更新，但是在示范区可以做系统的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