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总需求和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或使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要想改善需求，就必须是普惠性繁荣，政策在二次分配中将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在资金网络如此繁杂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尽早行动是理性决策，因为等到漏洞百出，想堵都堵不上了。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更为深刻，所有企业家都需要重新思考，找到企业在智能时代的位置，利用新一代技术升级产品，提升组织运营效率，转变盈利模式，甚至是改变赛道。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应立足于上海的整体规划，着眼于提升上海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针对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和难题，精准施策。
金融改革既要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力度，也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
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方面一直比较谨慎，这是因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是理顺货币的三个价格的形成机制——物价、利率和汇率。
当房地产成为一种普遍的抵押品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金融属性反而成为第一属性。人们只谈财富效应，却忽略了“房奴效应”。
如何在企业层面构建激励相容的约束，区块链技术将大有作为。作为基于共识算法和构建主观事实的账本，区块链或将重塑企业合作的模式，显著提升中观层面协同的效率。
如果区块链是第六轮康波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掌握区块链核心技术就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微软和Google。
1971年到1990年，是日本被卷入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资产泡沫化的20年，其后便是“失去的20年”，这期间发生了3个关键事件。
如果再来一场危机，决策者未必能再用一轮宽松政策摆脱经济于衰退之中。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相互冲突的角度来看，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才是治标治本的药方。
数字货币必将成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产生的新经济和新（数据）资产的价值量度、支付手段、财富储备和世界货币。
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时期，需要构建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相匹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再到私募股权投资，以及IPO股权融资、增发和并购重组等。
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讲，示范区需要做基础设施的投资，现在在上海、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没办法更新，但是在示范区可以做系统的布局。
传统的造新城的模式实际上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它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
大国开放经济体对浮动汇率制的追求无关乎自由主义的信仰，而是背后切实存在的固定汇率制的痛点、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和全球失衡的调整。
一个国家能否选择汇率低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一直以来，央行都是汇率低估的坚定反对者，也是提倡汇率制度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同时，还是生产者，有些是企业家，有些是劳动者，不同的身份，所处的行业不同，企业进出口依赖度不同，对汇率的态度也不一样。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由弱转强，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之前，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