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既可以是供给侧的，也可以是需求侧的，但效果却有较大不同。减税通过两种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叫收入效应，另一种叫替代效应。
在全球范围内，货币失衡、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各有其演化的路径，而又彼此相连。美元流动性的开启是贸易失衡的底层逻辑，贸易失衡是货币体系失衡的外在表现。
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只是影响贸易的直接的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规则的非对称性和发展阶段的不一致性，是多边秩序遭遇挑战的根源。
中国的挑战或许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维持在高收入水平，并且继续维持客观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见，都必须拥有全球化的视野。
美联储加息可能会提前结束，数据表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极低，但美国政府的债务等问题，给2019年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还会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新时代中国改革的先行举措，一定是从新制度着手，逐步消除劳动力自由迁移和定居的障碍。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供给侧改革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供给侧改革只是将供给侧改革的范围拓展到了金融领域，它与原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有密切联系。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高速度是个定量指标，高质量则是一个兼具定量和定性的指标，前者维度更为单一，后者更为综合。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微观生产的效率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主要取决于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改革能否落到实处。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多与世界沟通，并学会如何与世界沟通。东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理解和分析框架将非常关键，最终会导致全球化是否能走向成功。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利差、中期受通胀、长期受劳动生产率（或潜在GDP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宽幅波动，中枢在6.8左右。
固收类资产大概率会延续2018年的行情，信用等级偏好可能会下沉。权益类有估值修复空间，外资偏好的蓝筹和真正领导下一轮创新的硬核科技类成长股应该都有表现的空间。
在产业链的生产模式当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核心环节，从而必须有安全的替代品，它必须来自本国或紧密的盟友。
中国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及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出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向何处去，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人民币的公允价值，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不少证据认为人民币仍有升值空间。
迅速降息以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QE的效果如何，是否应该将美国经济的复苏全都归功于QE？
要将投资放在5G等新的基础设施和研究基础上，未来核心科技的创新至关重要，“技术创新”“新技术”“新供给”成为2019年发展的驱动力和引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