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同时，还是生产者，有些是企业家，有些是劳动者，不同的身份，所处的行业不同，企业进出口依赖度不同，对汇率的态度也不一样。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扭转了人民币自改革开放以来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由弱转强，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开始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之前，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不同阶段扮演着“锚”的作用，官方汇率向其不断收敛。
人民币汇率70年，由发散到收敛，由人为设定的政策目标转变为市场决定的价格指标，既在市场中被决定，也起到调节市场供求的关系，发挥着价格应有的功能。
国家货币在于供给，国际货币在于需求。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重要的不是其做对了什么，而是别人做错了什么。
Libra这类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性比较差，它希望通过挂钩一篮子货币，进而跟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情况关联在一起。
新时代中国改革的先行举措，一定是从新制度着手，逐步消除劳动力自由迁移和定居的障碍。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供给侧改革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供给侧改革只是将供给侧改革的范围拓展到了金融领域，它与原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有密切联系。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高速度是个定量指标，高质量则是一个兼具定量和定性的指标，前者维度更为单一，后者更为综合。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微观生产的效率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主要取决于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改革能否落到实处。
中国的挑战或许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维持在高收入水平，并且继续维持客观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只是影响贸易的直接的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规则的非对称性和发展阶段的不一致性，是多边秩序遭遇挑战的根源。
在全球范围内，货币失衡、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各有其演化的路径，而又彼此相连。美元流动性的开启是贸易失衡的底层逻辑，贸易失衡是货币体系失衡的外在表现。
减税，既可以是供给侧的，也可以是需求侧的，但效果却有较大不同。减税通过两种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叫收入效应，另一种叫替代效应。
基于纳税能力原则，过去10多年间，国内公共财政领域对适宜的房地产税税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居民纳税能力可以分别从可支配收入、财富水平、消费支出等角度考量，不同视角的税率内涵和水平有较大差异。
相对于比特币等绝对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来说，一种新的基于区块链技术、以主权货币或债券作为抵押的数字货币将要出台，不过，必须融入现有监管体系才能成功。
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见，都必须拥有全球化的视野。
美联储加息可能会提前结束，数据表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极低，但美国政府的债务等问题，给2019年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还会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