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于企业和雇员，《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减少了就业机会。”

“职工不努力，企业很难解雇”

楼继伟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在“没有订单的时期会比较为难”。因为这些企业是灵活用工，有订单的时候，把工人招来，签订临时合同；没有订单的时候你先做别的什么，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那么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

另外，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在职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等于对新入职人员，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楼继伟称，劳动法没有鼓励企业去提高职工的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只需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解雇更难，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人员就形成歧视。

此外，薪酬的过快上涨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这几年薪酬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楼继伟说。

《劳动合同法》超前了50年

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楼继伟也曾以学者身份表示，《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职工可以不说明任何原因辞职，但企业主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这降低了企业投资人力资本的意愿。去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中，楼继伟亦曾提出过类似观点。

“这些问题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楼继伟说，“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但看到问题要指出来。”

楼继伟还谈到《劳动合同法》中推行企业集体谈判的问题，他认为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汽车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楼继伟指出，当前我国的工资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他表示，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

2016年1月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的文章，指出《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有待完善，这些规定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

他提出，要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春风集团董事长曹宝华提交了《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建议》。他认为劳动合同法过度偏袒劳动者，致使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对企业保护明显不足，建议修改部分偏颇条款。

曹宝华举例说，劳动者只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对劳动者离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他说，这些条款，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雇佣的灵活性，弱化了企业用人权、管理权等。

“企业破产也要支付员工的补偿金。那些干得不好，没有积极性的员工也不敢轻易开除。劳动法是在保护惰性。”曹宝华说，“对企业来说，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工资、保险这些支出严重抵消净利润，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难以承受。这两年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压力更大，也导致现在部分工厂搬到越南、印尼。”

《劳动合同法》争议由来已久

事实上，关于《劳动合同法》，从制定之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即使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之后，争议也从未停歇。劳动法学界、经济学界以及人社部等政府部门，认识各有不同。

比如2016年1月，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批评《劳动合同法》。即使在法学界内部，也存在《劳动合同法》更应侧重权益保障还是合同自由的分歧。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就认为：“片面夸大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否定劳动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共性，背离合同法基本原则和总则性规定，将《劳动合同法》混同于劳动者权益保护法，无视《劳动合同法》的民事法律性质，是《劳动合同法》的错误根源。”

争议也体现在当时的立法过程中，有一些委员认为，不可以太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以免加大企业成本，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另一些委员认为，现在的劳工权利保护太弱, 问题太多。因此产生了是只保护劳动者的“单保护”还是应该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双保护”之间的争议。

有学者曾进一步撰文分析，“立法机关的利益衡量方法实际上表现为法工委、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之间的一种封闭性互动；《劳动合同法》的瓜熟蒂落实际上是透过三者间的协商达到立法政策设定的目的”。无论劳方和资方，均未找到通过“场内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化渠道。

由于最后《劳动合同法》采纳了“单保护说”，楼继伟此时重提该法对企业保护不足，可见此前的争论并未达成共识，也是以一种新的提法再现当时的争论，不算是新问题。

第三只眼看《劳动合同法》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劳动合同法》呢？

简单站队恐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学界本身就存在争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两派意见。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回归社会现实本身。

客观地说，《劳动合同法》本身突出劳工权益保护，有其进步意义，但也存在较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该法实行“一刀切”，脱离了用工实情，导致各方都不满意。所谓“一刀切”是指不区分劳动者的类型（工作岗位）、收入等，也不区分企业类型（大、中、小微、个体），统一适用一部法律。

现在某些法院处理的案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司高管劳动合同争议大量增加，而这些人往往又拿着企业公章，很容易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企业很容易败诉。而另一方面，春节期间仍有大量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往往又投诉无门或难度极大。两种现象的对比说明，劳动者和企业都是分层存在的复杂体系，《劳动合同法》一刀切，自然会产生问题，称损害用工灵活性能举出例子，称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亦大有人在。

相比之下，国外立法有大量差别规定，例如日本劳动基准法针对17个行业，美国联邦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有大量复杂的关于管理岗、技术岗的规定，劳工部和法院系统据此提炼出一大套标准体系，例如以周工资为依据予以差别待遇。

如何修改《劳动合同法》，应当首先充分做好基础性工作，比如确立分类调整的理念，有大量的精准调研统计，将粗放型立法转变为精细型立法。没有分类调整的立法设计，怎么改都可能最终还是一大堆问题。

另外修法也应注重时间的选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渐增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声音强过维护弱者的声音，应防止把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修法本身最终都要落实为技术性立法活动，应尊重基本规律。